第六章 破碎的拼图
沈慕白家的门虚掩着,像是在等他们。
林见清推开门的瞬间,一股浓烈的茶香和旧书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客厅里,沈慕白坐在他常坐的那把藤椅上,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,三只茶杯,茶壶里冒着袅袅热气。
“来了。”他说,没有抬头,只是专注地斟茶,“坐吧。先喝杯茶,你们看起来都累坏了。”
林见清和陶然对视一眼,在沈慕白对面的沙发上坐下。阳光透过客厅的落地窗照进来,在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,但房间里的气氛却凝重如铅。
沈慕白将两杯茶推到他们面前,然后端起自己的茶杯,轻轻吹了吹,抿了一小口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,这个细节被林见清捕捉到了。在她的记忆里,沈慕白的手从来是稳的,无论手术台上,还是课堂讲台。
“沈老师,”林见清开口,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干涩,“我们需要解释。”
沈慕白放下茶杯,终于抬起头。他看起来一夜之间老了十岁,眼袋深重,皱纹深刻,那双总是锐利温和的眼睛此刻布满了血丝,里面有一种林见清从未见过的疲惫和...悔恨。
“是的,你们需要。”他缓缓说,声音低沉沙哑,“而我欠你们一个。特别是你,见清。我欠了你十年。”
他转向陶然:“也欠你,陶然。虽然我们素不相识,但你的七年,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。”
陶然坐直了身体,手指无意识地收紧,握成了拳头。林见清看到他的指关节发白,那是极度紧张的表现。
“从哪里开始呢?”沈慕白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问他们,“从十年前那场车祸开始?从七年前那个雨夜开始?还是从更早,从我决定隐瞒真相的那一刻开始?”
“从车祸开始。”林见清说,声音里带着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,“告诉我,2008年5月12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全部。”
沈慕白点点头,深吸一口气,像是要潜入深海前做的准备。
“那天晚上,你母亲林晚晴和周文芳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。聚会结束后,周文芳开车送你母亲回家。她们沿着环城东路行驶,在建设大道路口,一辆蓝色货车闯红灯,从侧面撞上了她们的车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静,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案件,但眼神里的痛苦出卖了他。
“货车司机就是李国强。他当时喝了酒,撞了人后没有停车,加速逃逸了。周文芳的车被撞得转了向,撞上了路边的护栏。她伤得很重,脊髓受损,从此瘫痪。你母亲伤势较轻,但脑震荡,肋骨骨折,还有一些内伤。”
林见清闭上眼睛。这些她在沈慕白给的资料里已经读过了,但听沈慕白亲口说出来,感觉完全不同。她几乎能看到那个场景——雨夜,刺眼的车灯,撞击的巨响,玻璃破碎的声音,母亲的呻吟...
“警察来了,救护车来了。”沈慕白继续说,“周文芳被紧急送往医院,手术做了八个小时,命保住了,但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母亲在医院住了两周,然后回家休养。表面上看,她恢复了,能走,能说话,能正常生活。但我知道,她没有。”
他看向林见清,眼神里有深深的歉意:“因为我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。你父亲当时在外地出差,接到电话后连夜往回赶,但需要时间。医院打电话给我,因为我是你母亲的大学同学,也是朋友。”
林见清愣住了。她从来不知道沈慕白和母亲是大学同学。她一直以为,沈慕白是在她读研究生时才认识她的。
“我和你母亲,”沈慕白艰难地说,“不仅是大学同学,还是...彼此的初恋。大学毕业后,她嫁给了你父亲,我去了国外深造。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,是很好的朋友。那天晚上,我在医院守了一夜,看着她在病床上痛苦,看着她为周文芳自责,看着她的眼睛一点点失去光彩。”
他的声音哽咽了:“从那天起,她变了。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活泼、开朗、热爱生活的林晚晴。她变得沉默,易怒,经常在夜里惊醒。她开始看心理医生,开始吃药,但没什么用。因为她的痛苦不是心理疾病,是幸存者内疚——为什么她只是轻伤,而周文芳却瘫痪了?为什么活下来的是她?”
林见清感到眼泪滑落脸颊。她想起母亲最后那几年的状态,想起她空洞的眼神,想起她强颜欢笑的样子。原来那不是抑郁症,至少不完全是。那是幸存者内疚,一种更复杂、更难以治疗的创伤。
“然后呢?”陶然问,他的声音把林见清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
“然后,周文芳的家人开始调查。”沈慕白说,转向陶然,“他们不甘心,觉得警方没有尽力。周文芳的弟弟周文涛,是个很有能力的律师,他私下调查,找到了肇事货车的车主信息,查到了那晚的司机是李国强。但等他找到李国强时,对方一口咬定车被偷了,不是他开的。警方说证据不足,无法立案。”
“所以李国强逍遥法外了。”陶然低声说。
“对。而且他没有任何悔意。”沈慕白的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怒,“周文涛去找过他几次,他要么不见,要么就骂骂咧咧地说‘你们想讹钱’。周文芳坐在轮椅上,去找他,只想要一句道歉,他连门都不开。那个男人...没有良心。”
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茶水渐渐凉了,但没人去碰。
“时间到了2016年。”沈慕白继续说,声音更低沉了,“距离车祸已经过去八年。周文芳的病情恶化了,神经痛让她几乎无法入睡。你母亲的状况也越来越糟,她开始出现自残倾向,手腕上有割痕。我劝她住院治疗,她拒绝了,说‘文芳比我痛苦一百倍,我有什么资格喊疼’。”
林见清的呼吸停滞了。她从来不知道母亲有过自残行为。母亲总是穿着长袖,即使夏天也如此。她以为是怕冷,现在想来...
“2016年9月初,”沈慕白说,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,“周文涛找到了新的证据。一个当年在事故现场附近上夜班的保安,说他记得那辆蓝色货车的车牌号最后三位是‘782’,和李国强的车完全吻合。而且他看到了司机的脸,能指认。”
“所以这一次,能定李国强的罪了?”陶然问。
沈慕白摇头,露出苦涩的笑容:“理论上可以。但那个保安在2013年去世了,肺癌。死前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,妻子又告诉了周文涛。但死人的证词,法庭不认。周文涛很绝望,觉得永远无法为姐姐讨回公道了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端起茶杯,但没喝,只是捧着,像是汲取那一点点温暖。
“9月10日,周文芳给你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。她说她打算把所有的证据——事故报告、医疗记录、保安的遗言、李国强公司的记录——全部公开,发到网上,发到媒体,即使不能把他送进监狱,也要让他身败名裂,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林见清想起了铁盒里的那些信。是的,周文芳在9月10日的信里提到了这个计划。
“你母亲很反对。”沈慕白说,“她打电话给周文芳,说这样做只会让双方都更痛苦,说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但周文芳不听,她说她已经被痛苦折磨了八年,不在乎更多了。她们在电话里吵了一架,那是她们几十年友谊中第一次真正的争吵。”
“然后呢?”陶然的声音很轻,像是在问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“然后,9月13日,事发当天。”沈慕白放下茶杯,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,手指用力到发白,“那天下午,周文涛去找了李国强。他本来想心平气和地谈,想用新证据逼李国强道歉。但李国强喝醉了,不仅不道歉,还嘲笑周文芳‘瘫了活该’,说她们‘想讹钱想疯了’。两人发生了冲突,周文涛打了李国强一拳,然后离开了。”
陶然的呼吸变得急促。林见清能看到他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。
“那天晚上,”沈慕白看着陶然,眼神复杂,“李国强去酒吧喝酒,喝了很多。然后他开车回家,在路上,他撞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人。他停下车,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不动,第一反应不是叫救护车,而是逃跑。因为他知道,如果这次被抓,警方可能会重新调查八年前的旧案,那他就有大麻烦了。”
陶然闭上了眼睛,嘴唇微微颤抖。
“然后你出现了。”沈慕白继续说,声音里有种奇怪的平静,像是在陈述一个注定要发生的故事,“你想阻止他,发生了冲突,他死了。整个过程,和你在法庭上陈述的基本一致,只有一个关键细节不同。”
陶然睁开眼睛:“什么细节?”
“你不是‘碰巧’路过。”沈慕白说,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,“是我妹妹沈月华——陶然的假释官——安排的。她认识周文涛,知道周文涛那天下午去找过李国强,知道李国强心情不好会去喝酒。她派人跟着李国强,然后在你下班必经的路上制造了那起小事故——被撞的那个骑电动车的人,是她安排的,伤是假的,血是假的,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看到李国强撞人后想逃逸。”
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林见清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,她扶住沙发扶手,才没有摔倒。陶然则完全僵住了,脸色惨白如纸,眼睛瞪得大大的,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。
“你...说什么?”陶然终于挤出声音,嘶哑破碎。
“我说,”沈慕白一字一句地重复,声音里充满了痛苦,“那天晚上你不是偶然的目击者。你是被选中的人,被安排在那个时间、那个地点,去见证李国强的罪行,去阻止他,然后...让他为八年前的事付出代价。”
“为什么是我?”陶然的声音在颤抖,“为什么选中我?”
沈慕白低下头,很久没有说话。当他再抬起头时,眼里有泪水。
“因为你的背景。”他低声说,“年轻有为的建筑师,有正义感,有道德感,有勇气。而且,你当时正在参与一个社区图书馆的设计,那个图书馆就在周文芳家附近。沈月华调查过你,知道你经常加班到很晚,知道你会走那条路回家。她知道,如果你看到有人撞了人想逃逸,你一定会去阻止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声音几乎听不见:“但她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意外。她只是想让你阻止李国强,让他被抓住,让他因为酒驾和肇事逃逸入狱。她没想到你会和他发生肢体冲突,没想到他会死。”
陶然猛地站起来,身体摇晃了一下,林见清赶紧扶住他。但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沈慕白,里面燃烧着一种林见清从未见过的情绪——不是愤怒,不是仇恨,而是一种深刻的、摧毁性的幻灭。
“所以,”他缓缓说,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“我这七年,我失去的一切,我承受的一切,都是...计划好的?都是别人设计好的?”
“不!”沈慕白也站起来,急切地说,“沈月华没想让他死!她只是想让他被抓,想为周文芳讨回公道!后来的事完全是意外,是失控的意外!”
“有什么区别?”陶然的声音突然拔高,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,“区别是本来打算让我当目击证人,结果我成了杀人犯?区别是本来打算让他坐几年牢,结果他死了,我坐了七年牢?这有什么区别?我的七年,我的人生,就这样被...被操纵了?”
“陶然,冷静点。”林见清紧紧抓住他的手臂,能感觉到他身体剧烈的颤抖。
“我怎么冷静?”陶然转向她,眼睛通红,泪水终于涌出,“林医生,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?七年!我在监狱里待了七年!我失去了工作,失去了家人,失去了未来!我以为那是我应得的惩罚,是我做错事的代价!但现在有人告诉我,那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?我是被人当成棋子,摆在那里的?”
他崩溃了,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,双手捂住脸,肩膀剧烈地抖动。压抑了七年的痛苦、愤怒、绝望,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,像决堤的洪水,势不可挡。
林见清在他身边坐下,一只手轻轻放在他背上,感觉到他背部的肌肉紧绷如石。她抬头看着沈慕白,眼神里充满了质问和痛苦。
“沈老师,您一直都知道?这七年来,您一直都知道真相,但您什么都没说?您看着陶然在监狱里度过七年,看着周文芳在轮椅上痛苦,看着我母亲...自杀,您什么都没说?”
沈慕白跌坐回椅子上,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他看起来苍老而脆弱,完全不像那个林见清敬仰多年的导师。
“我知道一部分。”他低声说,声音里充满了自我憎恶,“事发后,沈月华崩溃了,来找我坦白了一切。她说她只是想帮忙,想让李国强付出代价,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她求我帮忙,求我隐瞒真相,因为如果说出来,她不仅会失去工作,可能会因为策划这一切而入狱。”
“所以您选择了帮她隐瞒。”林见清的声音冰冷,“即使这意味着陶然要承担全部责任,即使这意味着真相永远被埋葬。”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!”沈慕白突然提高声音,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,“一边是我妹妹,我唯一的亲人,她做错了事,但她的初衷是想帮助两个受苦的女人!一边是陶然,一个陌生人,他确实推了人,确实造成了死亡!法律上,他有罪!道德上,他该受惩罚!我只是...我只是没说出全部真相,我没制造伪证,我没影响审判!”
“您隐瞒了关键信息!”林见清也站起来,声音因激动而颤抖,“您隐瞒了李国强是八年前车祸的肇事者,您隐瞒了周文芳和周文涛与李国强的恩怨,您隐瞒了那晚的事可能不是偶然!这些信息,如果当时呈交法庭,可能会影响判决,可能会让陶然获得从轻处理!”
“可能!只是可能!”沈慕白也站起来,两人隔着茶几对峙着,“而且说出来又怎样?陶然推了人是事实,李国强死了是事实!说出来只会让更多人痛苦——周文芳会发现她间接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,陶然会发现他被利用了,你母亲会发现她的朋友策划了这一切!真相能改变什么?能让人起死回生吗?能让陶然免于牢狱吗?能让周文芳重新站起来吗?”
他停下来,喘着粗气,然后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,重新跌坐回椅子上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喃喃自语,更像是在对自己说,“我知道我错了。这七年来,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。我看着你,见清,看着你因为母亲的死痛苦,我想告诉你真相,但我不敢。我看着陶然的档案转到我的桌上,作为司法系统的心理顾问,我知道他出狱后会接受强制治疗,我特意安排他去你那里,因为我知道你是最好的,也许你能帮助他,也许...这是我能做的微不足道的补偿。”
林见清震惊地后退一步:“是您安排的?陶然转介到我这里,是您安排的?”
沈慕白点头,不敢看她的眼睛:“我动用了关系。我知道这违反了伦理,但我想...如果你能帮助他,如果你能在治疗中了解他,也许有一天,当真相大白时,你不会太恨他,他也不会太恨我们所有人。”
“那个铁盒呢?”陶然突然开口,他已经停止了哭泣,但声音依然沙哑,眼睛红肿,“山中小屋里的铁盒,里面的信件和照片,是谁放的?”
沈慕白抬起头,表情困惑:“什么铁盒?我不知道什么铁盒。”
林见清仔细观察他的表情。沈慕白看起来是真的不知道,不是装的。
“在我租的山间小屋里,床底下的地板下面,有一个铁盒。”陶然缓缓说,声音里有种奇怪的平静,比刚才的激动更令人不安,“里面是我母亲和周文芳的通信,还有十年前那场车祸的资料。是最近才被放在那里的,地板有被撬开又重新钉上的痕迹。不是您?”
“不是我。”沈慕白摇头,眉头紧锁,“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那间小屋...是月华介绍你租的,对吗?”
陶然点头。
“那可能是月华放的。”沈慕白推测,“她知道周文芳和你母亲的友谊,知道那些信的存在。也许...也许她良心不安,想让你知道部分真相,但不敢直接告诉你,所以用了这种方式。”
“但您妹妹昨天被检察院带走了。”林见清说,“对门的邻居说,是因为您的事。这是怎么回事?”
沈慕白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他低下头,双手捂住脸,肩膀开始颤抖。过了很久,他才放下手,抬起头,眼睛里有一种林见清从未见过的绝望。
“周文涛。”他低声说,“周文芳的弟弟。他知道了。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,但他知道了月华在那晚事件中的角色。他收集了证据,交给了检察院。月华昨天被带走调查,今天早上,我收到了传唤通知,下午两点要去接受问询。”
他看着林见清,又看看陶然,声音里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平静:“所以,一切都结束了。隐瞒了七年,最终还是瞒不住。月华会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,我也是。我们都该付出代价。”
客厅里再次陷入沉默,但这次的沉默与之前不同。之前的沉默充满悬疑和质问,这次的沉默充满沉重和了然的悲伤。真相已经全部摊开,像一幅破碎的拼图,每一片都很锋利,能割伤所有触碰它的人。
陶然缓缓站起来,走到窗边,背对着他们。阳光照在他身上,但他的身影看起来依然笼罩在阴影中。七年,两千五百多个日夜,在监狱里度过的每一个小时,每一次自我谴责,每一次在夜里惊醒,以为自己在赎罪,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。
但现在有人告诉他,那不仅仅是一个错误。那是一个陷阱,一个阴谋,一个他被无形的手推进去的深渊。而他,像个傻子一样,在里面挣扎了七年,以为那是自己应得的地狱。
“陶然,”林见清轻声唤他,走到他身边,“我...”
“不要说话。”陶然打断她,声音低沉但清晰,“请不要说话,林医生。我现在...不知道该怎么思考,怎么感受。我需要时间,一个人。”
他转过身,看着林见清,眼睛里有一种让她心碎的空白,像是所有情绪都被抽干了,只留下一个空壳。
“我要走了。”他说,然后看向沈慕白,“沈教授,感谢您的坦白。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该说谢谢,还是该说别的什么。现在,我只想离开这里,离开这个城市,离开所有这些...真相。”
“你要去哪里?”林见清问,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急切。
陶然摇摇头:“我不知道。也许回山里,也许去更远的地方。但不会回来,至少不会很快回来。”
“你的治疗...”林见清说,但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苍白无力。在刚刚揭开的巨大真相面前,治疗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“治疗结束了。”陶然简单地说,“我现在知道了病因。很抱歉,林医生,浪费了您的时间。费用我会支付的,虽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”
“不,不是这样的...”林见清想说什么,但陶然已经走向门口。
“陶然,等等!”沈慕白站起来,“你要做什么?你会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吗?你会...”
陶然停在门口,手放在门把手上,但没有回头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诚实地说,“但现在,我只想一个人待着。至于真相...它已经被说出来了,不是吗?接下来的事,就让它自然发生吧。我已经累了,太累了,不想再参与任何人的计划,任何人的救赎,任何人的...真相。”
他拉开门,走了出去。门轻轻关上,隔绝了他离开的身影,也隔绝了客厅里沉重的沉默。
林见清站在原地,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她看向沈慕白,她的导师,她敬仰多年的人,此刻像一个陌生人,脆弱,苍老,充满悔恨。
“沈老师,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出奇的平静,“我妈妈...她最后那段时间,知道这些吗?知道周文芳的计划,知道沈月华的角色,知道...陶然被卷入的事?”
沈慕白缓缓摇头:“她不知道月华的事。但周文芳在事发后告诉了她部分真相——说李国强死了,被一个路过的年轻人失手杀死了。你母亲当时很震惊,很痛苦。她说‘文芳,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了?我们想要正义,结果造成了更多伤害。那个年轻人,他的人生毁了,因为我们的仇恨。’”
他停顿了一下,声音更低了:“那是她们最后一次通话。两周后,你母亲去世了。我不知道她是自杀还是意外,警方说是意外,药物过量。但我知道,在那通电话后,她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。我想,也许她觉得,一切都是她的错。如果不是她那天提议出去吃饭,如果她没坐在那辆车上,如果她没活下来而周文芳瘫痪了...也许她觉得,所有的痛苦都始于她,也该终于她。”
林见清闭上眼睛,泪水无声滑落。原来母亲最后的痛苦,不仅是为自己,不仅为周文芳,也为陶然,为那个无意中卷入她们十年恩怨的陌生人。原来母亲是带着这样的重担离开的——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痛苦的源头。
“见清,”沈慕白轻声说,“对不起。这七年来,我每天都在后悔。后悔没有早点告诉你,后悔没有阻止月华,后悔没有在法庭上说出真相。但最让我后悔的,是看着你痛苦,却什么都不能说。你就像我的女儿,看着你失去母亲,看着你被创伤困扰,我却只能站在一旁,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林见清睁开眼睛,看着他。那个总是睿智、从容、能解答一切问题的导师,此刻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,等待审判。
“我恨你,沈老师。”她诚实地说,声音平静但充满力量,“我恨你隐瞒了这么多年,恨你看着我痛苦却不告诉我真相,恨你安排了陶然来我这里治疗,却让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这一切。但我更恨的是,即使现在,我还是无法完全恨你。因为你是我最敬重的导师,是我在心理学道路上的引路人,是像父亲一样关心我的人。”
她深吸一口气:“所以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需要时间,像陶然一样。但有一点我很确定——我不会让这个真相再次被埋葬。无论后果如何,无论谁会受伤,真相必须被说出来,必须被承认。因为谎言和隐瞒造成的伤害,已经太大了。”
沈慕白点头,眼神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悲伤:“你说得对。是时候结束了。下午我去检察院,我会说出一切,所有我知道的。至于后果...我愿意承担。”
林见清拿起包,走向门口。在离开前,她回头看了沈慕白最后一眼。他坐在藤椅上,背对着她,看着窗外,那个孤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如此渺小,如此脆弱。
“再见,沈老师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再见,见清。”他没有回头,“保重。”
门关上了。林见清站在楼道里,靠在墙上,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和虚脱。一夜未睡,情绪剧烈波动,真相的冲击,一切都让她筋疲力尽。
但她知道,她不能停下来。陶然离开了,状态很不稳定。她必须找到他,确保他不会做傻事。而且,周文芳那边...她需要去见她,告诉她一切,无论结果如何。
她拿出手机,拨通了陶然的电话。响了很久,没有人接。她挂断,又打了一次。还是没有人接。
她想了想,给苏晚晴打电话。
“姐!你怎么样?”苏晚晴立刻接起电话,声音里充满了担忧。
“晚晴,我需要你帮忙。”林见清说,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“帮我查一个地址,周文芳,住在城西一带,十年前因车祸瘫痪。我需要找到她,尽快。”
“周文芳?那不是妈妈的朋友吗?我小时候见过她几次,后来就...”苏晚晴的声音突然停住了,“姐,发生什么事了?你听起来不对劲。”
“很复杂,晚晴。我现在不能解释,但这件事很重要,关系到妈妈的过去,关系到...很多人的现在。你能帮我吗?”
“当然。给我半小时,不,十五分钟。我有朋友在社区工作,应该能查到。找到后我发地址给你。但姐,答应我,不管你在做什么,小心点。好吗?”
“我答应。谢谢你,晚晴。”
挂了电话,林见清下楼,上车。她没有立刻开走,而是坐在驾驶座上,手放在方向盘上,看着前方,但什么也没看见。
她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刚才在沈慕白家听到的一切。母亲的痛苦,周文芳的仇恨,沈月华的策划,陶然的七年,沈慕白的隐瞒...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悲剧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着注定悲剧的角色,没有人是纯粹的坏人,但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。
而现在,她在哪里?在这场悲剧的哪个位置?
治疗师?女儿?真相的追寻者?还是另一个即将被卷入漩涡的人?
她不知道。但她知道一点:无论多么痛苦,她都必须继续向前。因为停下来意味着让过去的悲剧永远笼罩现在,意味着让谎言继续腐蚀所有人的生活。
手机震动,苏晚晴发来了一个地址,附言:“在清河小区3栋502。姐,我在网上查了一下,这个周文芳...好像精神状态不太好,邻居说她很少出门,脾气古怪。你见她的时候小心点。需要我陪你去吗?”
林见清回复:“不用,我一个人去。谢谢,晚晴。等我处理完这件事,我会告诉你一切。我爱你。”
“我也爱你。随时保持联系。”
林见清启动车子,驶向清河小区。窗外,城市的景象在流动——行人,车辆,商店,学校。平凡的生活在继续,仿佛没有任何改变。
但她的世界,已经在短短一夜之间,天翻地覆。
而她知道,陶然的世界,崩塌得更加彻底。七年建立起来的自我认知,七年承受的惩罚和罪责,在一瞬间被证明是基于不完整的真相。那种幻灭,那种被背叛的感觉,那种“我的人生到底算什么”的质问,足以摧毁一个人。
她必须找到他。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。
但首先,她必须面对周文芳。面对那个在轮椅上坐了十年的女人,那个失去了朋友、健康、希望的女人,那个在仇恨中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的女人。
而她要告诉她:你等待的道歉永远无法到来了。因为你想让他道歉的那个人,已经死了。被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杀死了。而那个年轻人,因为你的仇恨,失去了七年人生。
这不是谴责。这是真相。
而真相,有时候比谎言更加残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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